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，侵占我国领土、袭击边境居民和边防部队，在多次外交警告没有效果之后，中央军委决定发起对越自卫反击作战。此次作战分为东西两个战线展开，广西方向的东线战场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，云南方向的西线战场原本由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负责，战前为了统筹边境作战部署，中央将杨得志从武汉军区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，由他牵头制定西线的作战方案。
同样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，两位功勋卓著的开国上将，在战场上展现出的指挥风格和战术打法有着明显的区别，东线攻势刚烈迅猛，西线部署沉稳精巧，这种差距并非单纯的个人性格使然，而是由战场环境、敌军部署和战略任务共同决定的。
东线是此次自卫反击作战的主攻方向，许世友面对的是越军第一军区的主力部队，包括被称为“金星师”的越军第3师以及驻守高平的346师，都是越军部署在北线的精锐力量。这一区域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山地陡峭、溶洞密布，越军在此经营多年，构筑了大量明暗碉堡、堑壕和隐蔽工事，易守难攻。而东线的核心战略任务，是攻克高平、谅山等关键城镇，尤其是谅山作为河内北方的重要屏障，拿下此地就能形成直接的战略威慑，必须以强势攻势快速突破，震慑越军的嚣张气焰。许世友本就以勇猛善战、作风刚烈见长，面对越军的负隅顽抗和背信弃义，他集中优势兵力和重火力，采取正面强攻、多路突破的战术，不与敌军进行拖沓的周旋，力求快速撕开防线。谅山战役中，东线部队以猛烈的火力突破越军防线，顺利完成了核心作战目标，也承担了整场战争中最艰巨的攻坚任务。
杨得志抵达昆明军区后，结合西线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周密的战前筹备。云南边境以河谷、丘陵地形为主，地势相较于东线更为平缓，适合大部队实施机动穿插。驻守西线的是越军第二军区，主力为345师等二线部队，战斗力远不及东线的越军精锐，即便后来越军王牌316A师前来增援，西线的整体作战压力依旧小于东线。西线的战略定位是辅攻，主要任务是牵制越军兵力，配合东线主力作战，攻克老街、柑塘等预定据点即可。杨得志擅长运动战和迂回穿插，结合地形与敌情，制定了穿插分割、围歼敌军的战术方案。
但战事开启后，指挥体系出现了意外变动，1979年2月17日作战发起仅三天，杨得志就突发重病，被紧急送往北京治疗，西线后续的作战行动，均由昆明军区其他指挥员按照此前制定的作战方案继续执行。西线部队依托周密的前期部署，稳步推进，利用穿插战术切断敌军退路，逐个清剿据点，顺利完成了牵制配合的作战任务。
很多人将东西两线的打法差异，归结为许世友性情刚烈、杨得志擅长谋略，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依据，但并不全面。两位老将都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，指挥作战始终以战场实际为核心，不会仅凭个人情绪制定战术。东线之所以选择强攻，是因为要直面越军主力，必须以强硬攻势达成战略威慑；西线采用穿插谋略，是依托有利地形和较弱的敌军力量，用更稳妥的方式完成牵制任务，两者都是贴合战局的合理选择。
整场自卫反击作战，东线攻坚破局，西线配合牵制，两条战线相互呼应，最终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目标，沉重打击了越南的扩张野心，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边境安宁。
如今时常有人拿两位将军的指挥风格做对比，争论哪种打法更胜一筹，甚至单纯以战斗伤亡来评判指挥得失。战争的核心是完成战略目标、保卫国家利益，而非单纯的战术比拼，不同的战场条件对应不同的作战方式，本就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。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，无论打法如何不同，许世友、杨得志以及所有参战的将士，都怀着同样的报国初心，用血肉之躯守护了祖国的边境安宁，这份家国担当，远比战术风格的争议更值得后人铭记。